今年清明时节是父亲去世后的第15个年头。站在护城河畔，遥望南天，父亲长眠的冀中平原，燕赵天低，茫茫冥冥；父亲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，耳畔蓦然响起父亲平生那两次震颤人心的怆然吼声……。
1971年之际，欢欣与尴尬几乎同时在我身上降临。文革后期，我参加工作3年，刚刚当了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，正在厂办参与“一打三反”运动。父亲在北京色织厂却被送进了“一打三反学习班”。父亲悲愤：自恃一清二白，想不通为什么两位涉嫌偷盗的同厂打渔挚友何以检举立功？或被诱供逼迫而血口喷人？我苦涩：父亲身为织布厂创业之初的老人儿，家中明摆着5副渔网，难道没抄过公家的半捆线？
一天晚上，我顾虑重重地到龙潭湖畔接父亲。70年代初的龙潭湖畔，人烟稀少略显冷清。学习班就在铁道口旁的法塔寺附近。法塔寺，传说好像是一位远来的僧人，到此困乏之后坐化为塔，文革中被毁。当父亲也困乏地饿着肚子慢吞吞出现在铁道口昏暗的灯光下时，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。主办者显然采取了令人身心疲劳的车轮战术。我迎着父亲走上去，一股无名之火窜上心头，我有点儿冷冷地说道：“有问题就早点儿交待，别影响我们的前途！”父亲愣住了。父亲一瞬间睁大了眼睛，略一沉吟，突然满脸涨红，悲愤地吼道：“你爹不是那样的人！”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！
父亲心爱的5副渔网被查验清了，无一根丝线为厂内历年使用过的规格型号。半个多月后，领导一起到学习班驻地，仿佛今天才发现什么是一个人的正直、坦诚，夸奖道：“老张同志经受住了考验！不简单呐！嘻嘻！”
父亲听了却笑不出来，只是在遭受磨难后，回到家里，以低沉的语调说：“人活着，要清白！”
物转星移，十年过去了。无情白发催寒暑，父亲，一个普通的老老实实的人却祸不单行，得了重病。
1982年年底，父亲的病情加重又要住院了。我们心里都明白：父亲这次住院也许是最后一次了。于是，我们兄弟相约都带着孩子来到父亲面前。
床上，4岁的儿子和一岁多的侄女嬉闹着，时不时张开小手，喊着“爷爷！爷爷！”然而，他们的爷爷只能用慈爱的目光来“抱一抱”了。父亲挺着肝腹水的大肚子，远远地站在门口，双眼放光，对母亲苦笑道：“真比看一出好戏还过瘾！”然后，他一步三回首，向孙儿们频频点头，转身之际，父亲泪光一闪。
公共汽车向右安门外的传染病医院驶去，父亲在乘客们惊异的目光下，独自在车厢中间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。尽管车上有空座位，我劝了几次，父亲却坚决不坐。车到陶然亭，一片欢笑声中拥上来一群小学生，他们欢跳笑闹，在父亲身旁挤来蹭去。父亲忽然变得烦躁起来，扭着身子躲闪，脸色涨红。见此情景，我大声斥责道：“你们别闹了！坐车就好好坐。”父亲若有所思地瞥了我一眼，仰起苍老的头，声音沙哑着对我说：“下车！下车！”“还没到呢！”我回答。父亲猛然抓住我的胳膊，吃力地慢慢站了起来，瞪着眼睛，低声怆然地吼道：“我不做缺德事！下车！”
下了车，数一数站牌，离医院还有3站多的路程。我疑惑地问：“什么缺德呀！”父亲眯起眼睛扫了我一眼，没有答话。我扶住父亲，轻声道：“您想走一会儿？行吗？”父亲呻吟着，叹息一声：“都说肝腹水不传染，车上那么多孩子，我这病万一传染，我良心上过不去！”
下雪了，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，隆冬的北京街头，人们来去匆匆。父亲在我的搀扶下，一步步，慢慢地向医院走去。我的心，随着父亲沉重的脚步而震颤着……
父亲故去已经十五年了。但他那两次怆然的吼声，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，震撼着我的心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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